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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散文: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今年七十。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家儿”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的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卖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不过林奶奶却是认真责怪自己。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计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和另一位太太也闹过别扭。她在那家院子里洗衣服。雨后满院积水。那家的孩子故意把污水往林奶奶身上溅。孩子的妈正在院子里站着,林奶奶跑去告状,那位太太不耐烦,一扭脖子说:“活该!”气得林奶奶蹲下身掬起污水就往那位太太身上泼。我听了忍不住笑说:“活该了!”不过林奶奶既然干了那一行,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沾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为了自卫,有时候像好斗的公鸡。一次我偶在胡同里碰见她端着一只空碗去打醋,我们俩就说着话同走。忽有个小学生闯过,把她的碗撞落地下,砸了。林奶奶一把揪住那孩子破口大骂。我说:“孩子不是故意,碗砸了我赔你两只。”我又叫孩子向她道歉。她这才松了手,气呼呼地跟我回家。我说:“干吗生这么大气?”她说孩子们尽跟她捣乱。


    那个孩子虽不是故意,林奶奶的话却是真的。也许因为她穿得太破烂肮脏,像个叫化婆子,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相貌身材都不错呢。老来倒眉塌眼,有一副可怜相,可是笑起来还是和善可爱。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不肯再直,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虚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她系一条红裤带,六七寸高的裤腰有几层,有的往左歪,有的往右歪,有的往下倒。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别。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二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林奶奶叙事全按古希腊悲剧的“从半中间起”;用的代名词很省,一个“他”字,同时代替男女老少不知多少人。我越听越糊涂,事情越问越复杂,只好“不求甚解”。比如她说:“我们穷人家嘛,没钱娶媳妇儿,他哥儿俩吧,就合那一个嫂子。”我不知是同时还是先后合娶一个嫂子——好像是先后。我也不知“哥儿俩”是她的谁,反正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只嫁过一个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婆婆好多年,听她口气,对婆婆很有情谊。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不知是否“哥儿俩”合娶的,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曾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等她走了,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真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展,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而且她白天黑夜的干,身上穿的是破烂,吃的像猪食。她婆婆已经去世,儿女都已成家,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


    “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你,至少折了价还。”不过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吗?”她不答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我从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她——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他住那边。”“他”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为“街坊”。她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材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她和“街坊”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


    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她和我讲:“我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她说,“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撩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我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女儿好”。不过在她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两人住太挤。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都种着鲜花。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有事走了,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难道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林奶奶指望安顿亲友的另两间房里,住的是与她为仇的“街坊”。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我家。我说:“这天气,皮背心正是穿的时候,藏起来干吗?”她说:“怕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皮背心呀!”她气呼呼的含忍了一会儿,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


    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子,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帐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善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她挨了那两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一门。她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九十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她说:“她又不是我妈,她不过是我的大妈。我还恨她呢。我十四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见过两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眼儿”的)。女儿和儿子领取了林奶奶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坚持办丧事得摆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二十桌。散席以后,她儿子回家睡觉,忽发现锅里蟠着两条三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街坊听到惊叫,赶来帮着打蛇。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林奶奶的丧事如此结束。


    锅里蟠两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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