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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远不如母亲写得好

茹志鹃、王安忆是当代中国文坛鲜有的母女作家。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王安忆总试图挣脱与母亲的捆绑,也总有受不住诱惑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比如1983年8月,王安忆随母亲茹志鹃以作家身份前往美国参与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

旅美生活中,尽管每日生活相似,但由于阅历迥异,加上年龄的差异,二人那些关于难以熬汤的美国鸡、疯狂激烈的西德电影和记忆中的残缺歌曲的琐碎记录,无意间照见了彼时中国两代作家的心路和精神风貌。

将母女二人的日记摊开,是饶有意味的对比。

那时,茹志鹃已是文坛翘楚,王安忆则是带着青涩笑容、站在人群之外的写作人。成长于上世纪中期的茹志鹃,日记中自然流露出那个时代大环境下特有的思考脉络;王安忆的日记则平实很多,事无巨细。

如今,母亲茹志鹃去世二十年有余,王安忆的一系列小说成为文学界的重要选本,自身也成为蜚声中外的重要作家。当王安忆再次重读这些文字,她说自己远不如母亲写得好。其实不用比较,历史的后见之明,使二人的日记在彼此互文中有了深远意义。

重读这些日记,母亲的依然是好,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还有她自己,一个观看美国的人。

我的,依然不好,冗长、拉杂、琐碎、无趣,要说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老实,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时速地退去,退去,退成历史。



   

昨天是星期六,今天是星期天,明天九月五日,是美国的劳工节。一连三天休息,学生们都带着睡袋,开了车出去玩了。平时,深夜窗对面河边,不时传来青年们大笑大嚷的声音,今晚更甚。

中午钟敬堂开车带我们三个去吃意大利饼,一位李小姐也陪着同去,五个人吃了五客自取的生菜,两个中等大的煎饼,啤酒,可乐,外加小费共五十美元。五十美元,近人民币一百元,在我国可以吃一桌酒席了。据说这请吃饭的钱,是“写作计划”报销的。意大利煎饼里面有大量的“芝士”,安忆吃不惯,只尝了一小块。多下来很多,都装了盒子,由钟敬堂带回去。在美国,带回餐桌上剩下的食物,好像还是一种美德。

昨天把一只鸡煮了一锅汤,却一直没机会吃它,就约了陈、钟、李、吴祖光、潘耀明一起来吃晚饭,另外加了番茄炒蛋。潘也拿了两盘干干净净的菜来,陈端来一锅没烧烂的红烧肉煮鸡蛋。大家吃了米饭,喝了菠菜鸡汤—真奇怪,这鸡一下锅就烂,就是不鲜也不香。不过大家还是感到很满足,老老少少围坐一桌,像中国的中秋,或春节的团圆饭。

晚饭后,大家去华苓家看录影带,今晚演的是一部美国三十年代电影,得过好几项金像奖。题名说不上来,内容是叙说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后来代表美国的工人社会党,去苏要求第三国际的承认,而第三国际却把他关起来,后来放他出来送到远东去作宣传,最后死在苏联。好像是个真实的人物,故事通过各人回忆、通过与其妻的离合组成。有些细节显得不真实,是甩开了大环境而突出强调起来的,失去了分寸。艺术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宣传,就会引起人的反感。这是一条真理,一条规律,不论在东方在西方都一样。

华苓家的二十四寸落地遥控电视机,是放在楼下大厅,也可能是她的写作间。淡黄长毛地毯,三面是中国名家字画,一面是玻璃墙。里左角是一张大书桌,桌上,地下,都是书。在这里,人们赤着脚,可以躺在沙发上,也可以卧在地上,喝着啤酒、可乐。可以看书,可以看电影录像,也可以什么也不看。这里不算是豪华的,但是够舒服的,可以说是舒服得接近奢侈了。

可惜人的肢体不能膨胀开来,无论是躺是卧,只能占一个地方。吃呢!人的胃更是有限。人,为了这样的生活,可以不惜一切的去追求,去拼搏,去竞争。在这过程中,把一切都奉献,一切都失落了,久而久之,便产生“我在哪里?”“我为什么活着?”“活着又为什么?”……

一种思潮的产生,恐怕不是凭空由文人骚客想出来的。美国青年人的失落感,也绝不是因为吃饱饭没事干而撑出来的。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和电子计算机、电脑展开了竞争。中国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古朴阶段,特别是农业。近几年来,考大学恐怕是竞争最力的一个地方,但离失落感也还遥远。

(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在美国)

今天人很乏,起来吃了早饭,又一头栽倒睡着了,直到十一点多,Alex来带我们去吃意大利脆饼(Pizza)。

这是一个极精致的餐馆,一座红房子,铺着红格子的桌布,侍者穿着红色的衣服,戴着红色的船形帽。吃过Pizza,还有权利以极便宜的价格买一只红色的装运动器具的提包。Pizza还算过得去,然而这好吃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它的名声和它所需要的代价。我觉得美国吃东西,声势很大,亮晶晶的杯啦,亮晶晶的刀叉啦,鲜花啦,烛台啦,可内容却有点贫乏。不过,我喜欢这里的气氛,很安静,很清洁,侍者很有礼貌。

Alex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八点钟,他来车接大家去和写作班的学生们见面。这写作班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研究院,是保罗·安格尔早在“写作计划”之前创办的。记得,一九八○年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我就听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介绍过它,美国有很多如今已盛名于世的作家、诗人来自于它。大家关心地问:“是去吃晚饭呢,还是吃过晚饭去?”Alex说:“没有晚饭,不过总有东西吃的,大家稍微吃点晚饭去吧。”于是,大家的表情都有些失望。我对身边的七等生说:“晚上你要不开伙,来我们这里随便吃点面条好了。”不料他认真了起来:“有饭吗?”“烧饭也很方便。”“那么就吃饭吧,我只吃一碗饭就够了。”“好的。”“我六点钟来。”一下子,连时间地点都确定了。然后,妈妈又邀请了在座的各位。

晚上六点,大家都来了,潘耀明和吴祖光伯伯带来了一个火腿丝,一个鱼松,陈映真带来一锅没有煮烂也不红的红烧肉:七等生空着手,有点不好意思,可他立即发现了一个弥补的机会—我们没有筷子,而他有,立刻回身去拿了一大把筷子,大家这才坐定。吴祖光伯伯说:“像这么傻吃,非胖不可。”

美国人最怕的便是胖了,辛辛苦苦地长跑,辛辛苦苦地节食。商店里专有去糖分的白糖、饮料,去脂肪的牛肉、牛奶。减肥,成了一个社会运动了

夜里两点钟,公寓门口,正好在我的窗下,停了一辆小汽车,几个男女学生和一条狗,在那里发疯,大声地叫喊,拼命地狂笑,实在叫人生气。我一定要学会一句骂人的英语:“滚开!”看来,这和“Hi”一样的有用。

今天“写作计划”召开了关于非洲文学的讨论会,发言的有尼日利亚、加纳、南非等五个国家的作家。这几位作家中,以加纳和南非的两位作家给我印象最深。

加纳的作家,年纪较轻,循规蹈矩,很谦和,很听话,像一个很乖的大孩子。南非的女作家,从肤色上看,不太像是一个黑人,有五十以上的年纪,鼻翼两边的纹路特长,特深,是一副愁苦的面容。他们谈了语言、文字问题,写“外在和内在的结合”、写“人类的本源”等等文学上的问题,同时毫无例外地都谈了本国的社会,争取独立,国家尊严等等,成为他们的文学题材。

不能硬性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但是作家生于斯、活于斯的社会,一定不可免地反映在作家的思想、心理之中,当然也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发言完以后,有人提问,亦有争辩、补充,南非的女作家哭了。可惜话不懂,靠翻译只听得一鳞半爪。

会后有酒会,我们没兴趣。回来捧着自己准备好的菜,去华苓家会餐。许世旭俨然已是中国人里的一员,他也去了。诗人叶维廉和他夫人也在,大家毫无拘束地吃了起来。我们包的馄饨生意尚好:C从昨天就经营起来的红烧脚圈,一扫而光。

酒足饭饱之后,许世旭套着中国的腰鼓,跳起了朝鲜舞,七等生和蓝蓝对着跳踢踏舞。虽然跳得不怎么样,可是情绪饱满,像是那么回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虽然颇能表达情绪,但是需要十分的勇气和三分的技巧,能者不多。舞不能尽兴,于是歌。平时与歌绝无交往的萧乾,竟也唱了起来。不但唱,唱开了头而不可收拾,一首接一首地唱。

大家一起以残缺的歌词,不全的五音,高不成低不就的嗓子,唱童年时的歌、抗日时的歌、大家都会的歌、我们这一代的歌。唱得十分醉人,十分开心。许许多多逝去的岁月,竟然又流回了头。华苓会哼的歌,我也会哼,什么“小麻雀呀”、“怒发冲冠”、“苏武牧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黄河奔流向东方”等等,等等。我们同庚,会唱一些同样的歌,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C唱了“一条大河波浪宽……”

歌,离开我已好久了。十年?二十年?我是唱过歌的。那时,是作为一种需要,一种希望,一种力量来唱的。在那些饥寒、困倦、疲惫、黑魆魆的夜晚。炮火烧红的村落,直立在破墙边的牛,雨落下来了,落在生死无界的战场上。那时倒有歌,轻轻地哼过许多歌。后来,后来歌就从我生活里轻轻地、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也许,是歌的力量不够了,也许是生活的担子更重了。需要的是腰脊的力,肩腿的劲,需要的是迈步,是行动。歌,在我看来,变成一种轻飘飘的,可有可无的,属于青年人抒发剩余感情的东西

歌,发现我老了。

在聂华苓和安格尔的客厅,前排由左到右依次为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和王安忆,后排由左到右依次为陈映真、茹志鹃和许世旭夫妇)

   


   

下午三点钟,有一个报告会—非洲当代文学。这是“写作计划”活动的第一个报告会。

共有五位作家演讲,一位加纳的,一位尼日利亚的,两位埃及的,一位南非的女作家,她是剧作家、诗人,也是短篇小说家,她的作品是反映种族问题的,而她自己却并不是黑人。

陈映真向她提问:“一般来说,黑人作家总希望得到白人的认同,而你,是一位白人,却期待得到黑人的认同,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这么做呢?”她回答说:“我是个黑人。”陈映真诧异了,我们也都诧异了。原来她是黑白混血的,在南非,有色人种一律受歧视。

然后,有人朗诵了她的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写的是一些黑人和白人在酒吧玩,过了宵禁时间,黑人是不允许宵禁时间在外活动的,于是一位黑人姑娘对白人说:“你带我回家吧。”念诗时,南非女作家一直在流泪。一位埃及作家谈到阿拉伯的民族性:吝啬、受压抑之后的变态、没有创造性等等。巴勒斯坦女作家,漂亮的撒哈站起来大声地反驳,她的声音很粗,很哑,态度很凶。她说:“我现在搞不懂我究竟是什么人了。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为什么要作这种区别。而事实上,埃及人幽默,我也幽默……”她的意思大约是,劣根性并不能单纯以国家、民族来区别决定。

另一位埃及作家阿里的话又引起一位听众的反感:关于小说要不要政治。争论的也很激烈。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而我以为这样主义对主义,思想对思想,是永远争不出结果来的。应该小说对小说,那么就会发现,主张不要政治的小说中,优秀者实际上有着政治,主张政治第一的小说中,优秀者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政治。政治究竟是什么?我也给他们吵糊涂了。

晚上,在聂家聚餐,我们每人带一个菜,我们做的是龙虾片和馄饨,潘耀明是汤,七等生是炸鸡,陈映真的—我揭开他的锅盖,他大声唱:“是肥肥的猪脚!”今晚来了很多人,叶维廉夫妇,萧乾夫妇,吕嘉行夫妇,以及来帮忙的小叶,AlexEsther

楼上闹哄哄的,我们几个跑到楼下聂华苓的工作室里看电视。是卓别林的电影《淘金者》。暗暗的屋子里,卓别林在作着一连串的笑而辛酸的表演,身后,谭嘉和蓝蓝的表弟小球在聊天。小球是为了安格尔先生的病特地赶来的。

“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做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小球问。

“我不管他,我随便他们。”谭嘉说,她的声音很柔和。

“你总有个希望。”

“要说希望,我希望将来能有一天,没有中国,也没有美国。”

“这有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是怎么培养孩子呢?”

“我教他们中文。不管他们干什么,我都要叫他们记住,他们是中国人。”

“可是,我认识一些中国人,决定让他们的孩子以为自己是美国人,这样兴许能少些苦恼。”

“可是,我也认识一些中国人,他们从小说英语,自以为是美国人。当他们长大以后,忽然感到自己是中国人,于是进学校学中文,然而,晚了。所以,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机会,多一种选择,当他们想当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说中文,他们能够当中国人。”

“我现在看了台湾的电视,我都感到回去是不可能的。”

“我无所谓。我看透了一切富贵和贫穷。我亲眼看见过,今天钱多得不晓得怎么花,而明天,成了乞丐……”

楼上在唱歌,是蓝蓝的生日。

今天晚上,大家都好像发疯了。许世旭跳朝鲜舞,萧乾伯伯唱了很多他们青年时代的歌曲,这些歌,妈妈和华苓女士她们都会唱。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歌,那是很久以前的歌。而我们年轻人没有,没有可以一起唱的歌。哦,想起了,有一个,《龙的传人》—“遥远的东方有条河,它的名字叫黄河,遥远的东方有条江,它的名字叫长江……”

   

天一放晴,立即转热。热得在屋里呆不住,便和安忆去公园看书。看到一些从大陆来美办刊物、拉班子、作演讲的“民主”、“自由”卫士们的发言,颇有些感慨。

中国的民主、自由,不是不可以讨论。我也不认为歌颂一定是爱国,批评一定是叛国。形而上学的危害,我们已有十年的教训。大家都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希望祖国早日脱掉落后的帽子,摆脱封建的残余,建成四个现代化。就是许多在国外的同胞,他们也跟着祖国的弱或强而沉沉浮浮,而竭尽自己之所能。我们急切,我们奋斗,对某些挫折、失误,我们也会懊丧、会埋怨,甚至会恨、会骂。因为我们和祖国同命运,共祸福。风风火火,跌爬滚翻,哪怕是在沉重的名称下奉献自己,我们都和我们无可选择的祖国在一起。

祖国遭受了挫折,走了弯路,付了代价,没想到竟然也可以作为某种人的资本。可惜的是一旦成为本钱,“卫士们”也便失去了他们立脚的大地,最终他们卖的是什么东西,就难说了

记得斯大林的女儿,在苏联时不同意斯大林的种种作为,并与他划清了界线,不姓父亲的姓了。可是当她在印度逃进美国大使馆,当使馆官员决定是否收留她的关键时刻,她只能端出她久已不姓的父姓,抬出了斯大林的名字,因为她知道,这还是她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王安忆)

   

天又热起来了,热得在屋子里呆不住,和妈妈一起去公园看书,那儿很凉爽,也很安静。有两个大人带了几个孩子在野餐,不一会儿,就升起了一缕轻烟,火点着了。天上飘着一只大汽球,嗞嗞地放着气,正在降落。“假如它降到人家屋顶上去,怎么办呢?”妈妈很担心,我说:“那么他们就更加开心了。”

今天一整天似乎都在找小叶,为了采买国庆晚会的食品。打了几次电话,他总不在家。九点多钟时,总算找到了他,可是国庆之前,找不到一个对我们对他都合适的时间。怎么办?妈妈说是否请谭嘉帮忙,可谭嘉这两天很忙,家里来了两个客人,要招待他们安排他们的活动。并且有一次我听见谭嘉在对聂华苓说:“听Alex说,你不给我事做,因为我不愿收钱。聂老师,不要这样,我心里会很难过的,我很愿意做一些工作。”所以,我觉得去麻烦她不太好意思。

一时上,觉得好像人们都不管我们,竟有些沮丧,可再一想,我们中国人,在这里是最最受照顾了。除了每星期一次的集体购物以外,总还要另外请人开车带我们购买东西。而我常常看见别国的作家自己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徒步走回“五月花”。我想,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要靠自己啊!

想到这里,并且想到冰箱里的存货已经不多,便作出一个决定:明天早上一个人去找Eagle。这么小小的一个爱荷华,丢不了我的。洗过澡,研究了好久地图。一边研究一边吃冰淇淋,冰淇淋吃了两小碗,地图还是没看懂。可是明天是一定要去了,因为冰淇淋都吃完了。

选自 |《母女同游美利坚》

作者 | 茹志鹃 王安忆

来源 | 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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