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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杰夫:在叶家历史中,发现每个中国人

文/ 严杰夫

几年前,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让合肥张家一度成为焦点。几年后,汉学家周锡瑞的《叶》,又让“天津叶家”浮上历史的水面。而叶家成员叶笃庄的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几乎同时问世,更是让“天津叶家”在出版界,有了成为第二个“合肥张家”的可能。

事实上,有关叶家的“故事”,早在几年前出版的叶笃义自传《虽九死其犹未悔》中(今年再版)即有所描述。于是,笃庄、笃义两兄弟的自传,正好成为周作的补充,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个“飘零的叶片”般的家族。

《叶》的作者周锡瑞是当代汉学的旗帜人物,他曾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三位泰斗,后来又先后获列文森奖和费正清奖。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之所以愿意为一个中国家庭立传,一方面是由于“叶家”是他的妻族;另一方面或也在于,在周锡瑞眼中,叶家是他得以观察中国近代史上家庭国家间冲突互动的一个极佳“标本”。

与书优雅的名字不同,周锡瑞在叙事中按部就班地描摹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和叶家的历史事件。更会让一些人失望的是,《叶》中讲述的故事,似乎与许多名人回忆录,甚至于诸多年代剧中已反复讲过的“大家族故事”并无二致。并且,周锡瑞在一开头就大段大段流水账般记录晚清末年的历史事件,很容易给人“老生常谈”的感觉。反观作为农业经济学家的叶笃庄,在《一片冰心在玉壶》中讲的故事,就比周作有趣许多。例如,在回忆录的开头,叶笃庄详细描述了规模恢弘的叶家老宅,教读者直观感受到了叶家曾有过的荣昌。难怪乎,叶家后人要称,周锡瑞的写了一本“给美国好大学高年级大学生的书”。

不过,我倒是理解周锡瑞这种略显笨拙的历史叙事。在周锡瑞看来,“叶家”这一标本的价值在于,如何在“讲故事”的同时,更能够通过它来映证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析框架。一直以来,周锡瑞都不同意将中国近代史放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冲击回应”模式中去考察,他也反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视角。他认为中西作为内外因素,共同推进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变化。周锡瑞在代表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正是梳理了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山东的社会、经济状况,并通过表现中西方在这一地区的互动,来揭露运动爆发的原因。

在《叶》中,周锡瑞仍然希望能够证实这个框架。在此,叶家自身的变迁、发展成为内部因素,而自晚清以降持续动荡的中国社会则成为外因。周锡瑞想要通过叶家的家族史探讨的是,依靠着家族和国家间的互动,既构建起了叶家百年来的动荡遭遇,同时也拼凑起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周锡瑞所说的,“个人即政治”。

《叶》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笃庄的高祖叶坤厚。他对于叶家的家族史来说,应是最重要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叶坤厚曾官居道台,在整个家族史上官阶最高;更是因为,叶坤厚是划分叶家家族史的重要节点。叶笃庄在《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开头写道,“从高祖叶坤厚起,(本家族)就离开了老家,先后在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河北保定和天津等地居祝”此后,这一支叶氏就好像从主干上飘落的落叶般先是四处飘荡,直飘到笃庄的父亲叶崇质那会儿,叶家才终于落定在天津开始重新开枝散叶。

由于这一重要地位,周锡瑞花了大量笔墨去勾勒叶坤厚的一生。于是,在《叶》中,叶坤厚不再只是回忆录中的只言片语,而已是一个具体并能被读者触及的人物形象了。尤其是,通过叶坤厚留下的大量诗词,周锡瑞看到他身上拥有的矛盾感:一方面,作为朝廷的官员,叶坤厚在观念和行为上都极为传统保守;但另一方面,吊诡的是,叶坤厚所取得的功业却更多地要归因于“战功”,而非传统的科举途径。对此,周锡瑞指出,叶坤厚并非那个年代的特例,恰恰正是那个时代上层阶级的代表,而这也正是说明中国的传统社会叶坤厚的时代,已经开始崩溃。

可以说,从叶坤厚到笃庄、笃义的父亲为止,叶家的祖辈、父辈身上都拥有这种矛盾性。他们在观念上悍守传统价值观,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近代化的浪潮中。正如叶笃庄在《一片冰心在玉壶》中回忆道,“我父亲的思想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开明的一面。保守的一面:我家的生活还保持着封建时代的体系,有电灯设备而点煤油灯,坐马车而不坐汽车……”。但除此之外,叶崇质也爱看西方电影,并喜欢上了刚刚传到中国的收音机。

一直到笃庄这代人,叶家成员才抛开这种矛盾性,而彻底展现出“近代”的一面。尤其是包括笃庄、笃义在内的“南开五兄弟”,在气质上已经明显与祖父辈们分割开来。更重要的是,近代化的社会动荡让兄弟们从封建家族中“解放”后,也因着个人性格的不同,后来各自有了不同的经历和命运。例如,笃义在《虽九死其犹未悔》中回忆,自己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尽管学的专业是政治,却是个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好学生”,他崇尚的是英美的那套政治制度,所以笃义后来成为了走“中间路线”的民盟成员;但是,“九弟”笃成却在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也就成为了一位共产党员。兄弟间迥然有别的个性气质和命运,曾一度让家族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但神奇的是,面对诡谲的历史风云,叶氏兄弟并没被拆解得四分五裂,反而互相竭力帮助以应对政治冲击。周锡瑞感叹道,“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直系亲属才可能是最值得信赖而不离不弃的人”。

诚然,周锡瑞对笃庄兄弟的际遇的描写,或许的确如叶家的后人所批评的那样“过于简单”。但我们仍要回到最初的那个观点:周锡瑞是想通过叶家成员的遭遇,来映证自己提出的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分析框架。并且,周锡瑞的《叶》是在笃庄、笃义的两本回忆录,以及其它叶氏家族成员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的基础上写就的,所以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另两本书中已有的细节。周锡瑞更期望的是,通过将叶氏成员的个人经历与宏大的历史事件贴合起来,以求探索出中国普通家庭在近代史上的典型经历,也同时去发现一个个细微琐碎的家族史,最终又是如何汇聚成一段段风云变幻的宏大叙事。

就这样,周锡瑞将叶家的“个人史”和“家族史”的层面,提升到了“家国史”的层面。也因此,我们在《叶》就看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片段:叶家兄弟建国后的表现和遭遇,令人想到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而叶家成员因着各种机缘不得不四处飘荡的遭遇,则让人想到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中所观察到的中国历史特有的流动现象。

这样来看,在《叶》中,周锡瑞的确没有将笃庄、笃义兄弟的回忆,进一步打造成像《合肥四姐妹》那样动人的家族故事;也没能如叶氏后人所期待的那样,赋予叶氏的家族史足够的“人性化”。但无论如何,周锡瑞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叶氏家族以及孕育他们的时代。正如金安平写的那样,“只有活着的人的记忆才能将他们留住,带回人间”。这样就足够了。

书籍信息:《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美]周锡瑞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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